追隨自由的貓

富人移民掏空中國財富 子女留國外自己回國賺錢  中國網  www.china.com.cn  2013-01-14 08:57

　　　一則《山西億萬富翁遭官員非法拘禁億元資産被零元轉讓》的新聞，讓活躍在互聯網的公知和民營企業家們再度熱議起移民問題。

　　報道稱，山西籍民營企業家衛憲法，一個靠自學而在中國鋁礬土行業小有名氣的“土專家”，經過多年積累身價上億。6年前，遭當地民政局官員

　　非法拘禁後致企業易主，億元資産被零元轉讓。近日，衛憲法開通微博講述自己的故事。衛憲法的遭遇引起了媒體的高度關注，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家的財産安全與移民話題再次被熱議。此前，俏江南董事長張蘭悄然登出戶口、移民加勒比島國的新聞，早已引起了廣泛關注。

　　熱議中，針對民營企業家移民現象，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有人指責説，“先富起來的人應該帶動後富，移民就是賣國，也會妨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而知名移民法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福在接受《法制週報》記者採訪時則表示，從長遠看，人才的流動是利大於弊。“中國人無論到哪，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産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麼這筆資産就沒有完全流失。”

　　爭議的背後，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數據是近日發佈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藍皮書中顯示的：“在中國個人資産超過一億元人民幣的超高凈值企業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慮移民。”

　　●有調查分析，當前企業家移民原因還包括：為了孩子擺脫應試教育重壓，為了獲得健康的生活環境與完善的社會保障……

　　●對移民美國的很多中國內地富人來説，美國護照就像無法再裝回到瓶裏的妖怪。

　　●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呼籲，給民營企業更好的投資環境，企業家才不會被“拐跑”。

　　民營企業家何以大量移民

　　“由於法人代表國籍變更後，有望獲得稅收、用地、用工等政策便利，甚至融資渠道也更加多樣化。移民對企業主的誘惑力越來越大，尤其是在經濟下滑的時期，靠移民爭得一口喘息的機會顯得尤為重要。”在李志起看來，近年來，國內諸多民營企業家換國籍是為過冬造寒衣。

　　李志起是一家行銷諮詢集團的董事長。他認為，很多高凈值富人的財富來自經營私營企業，移民動機是基於企業生存這個更現實的考慮，“只要政策依舊，經濟環境依舊，民企中的融資式移民將會越來越多。

　　徐浩移民加拿大已經一年了。移民前，他獨立創業已經有5年，經營著一家屬於消費類行業的中型規模企業。廠房原來安在石家莊的徐浩後來又遠赴安徽辦廠。

　　輾轉多地的徐浩在稅收、用地、用工上都覺得難以獲得支援。為了讓公司獲得更好的發展，移民成了不得已的選擇。

　　徐浩沒有想到，移民後所受的禮遇來得那麼猛烈而迅速。法人代表變更為外籍人士後，徐浩的公司在2012年轉為外資企業，按規定獲得稅收上的減免。讓他沒有意料到的是，自己在安徽的工廠一直以來因為土地問題遲遲沒能擴建廠房，但外資企業的身份卻幫他迅速解決了這個難題。

　　記者了解到，移民國外一般分為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徐浩這類民營企業家大多選擇投資移民。

　　雖然花費不菲，但因“出口轉內銷”後，能享受到此前難以奢求的“超國民待遇”，移民對民企的誘惑實在難擋。

　　另外，移民也成為了曲線融資的一個捷徑。俏江南董事長張蘭為企業上市而移民島國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李志起透露，地方政府如果能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支援保持一致，金融層面如果能夠給民營企業更多的空間，民營企業家不會通過移民“曲線自救”，也會減少這種融資式移民。

　　事實上，國內民營企業家移民的原因遠不止如此。有調查分析，當前企業家移民原因還包括：為了孩子擺脫應試教育重壓，為了獲得健康的生活環境與完善的社會保障，期待沒有因貧富差距導致“仇富心態”的氛圍……移民遠行所“期”也是中國當下所“缺”。

　　“裸商”現象剖析

　　由中國銀行私人銀行部聯合胡潤研究院發佈的《2011年中國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提到，對大陸18個重點城市千萬元人民幣級別以上富人發放980份有效問卷調查後，統計顯示有超過半數富人有移民意向或已申請移民，其中中國東部和南部被調查富人，有移民意向的更多。

　　媒體報道稱，中國新一輪精英移民有三大特點：首先是移民不再以知識分子或技術工人為主，而是富人；他們帶走了在中國國內賺取的大筆財富；轉換國籍後，子女留在國外，富人回頭繼續把大陸作為賺錢的主戰場。

　　這些“移民不移居”的富豪，把家庭和部分資産利用投資移民的方式轉移到國外，自己仍留在國內經商，被稱之為“裸商”。 儘管這些“裸商”仍在大陸經商，但他們移民方式幾乎都是投資移民，所以必然會帶走一部分資産，且移民後賺取的財富也將繼續轉移到國外。

　　“裸商”的出現，引來輿論一陣撻伐。有人質疑那些靠著大陸政策紅利先富起來的人，不僅沒有帶動後富者，還把在中國賺的錢大筆拿到國外消費，為別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並痛批這種做法在掏空中國財富。

　　對於“裸商”這個稱呼，移民富豪們很有意見。

　　浙江商人王明直稱：“每天刷微博，處處充斥著‘裸官’現象，當權者在有能力時把自己的資産和家庭轉移到國外去。‘裸官’的存在，給民營企業家帶來很壞的示範作用。”

　　“大量資本外逃不僅對中國實體經濟造成影響，也會使國家財富流失嚴重。因此，防範財富大規模流出刻不容緩。”國內有評論稱。

　　知名移民法學者、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劉國福則認為，資産外流並不意味著資産從中國消失。對於個人合法收入，所有人都有權自由支配，包括攜帶資産移民其他國家。

　　劉國福進一步解釋道，有能力積累大量資産的企業主必定有著相當的經營能力和工作慾望，即使移民海外也必然繼續開展經營活動，很少成為坐吃山空的閒人。

　　“中國人無論到哪，做的生意主要與中國有關。如果他們帶出去的資産仍然用來同中國人做生意，那麼這筆資産就沒有完全流失。”劉國福表示。

　　“二等公民”之痛

　　對移民美國的很多中國內地富人來説，美國護照就像無法再裝回到瓶裏的妖怪。他們中越來越多人正考慮放棄美國公民身份，這在10年前幾乎無法想像，當時獲得美國護照在中國可是頂級身份的象徵。

　　31歲的家庭主婦吳莉(化名)大約一年前開始盤算這件事，“我後悔死了，我所有的朋友都後悔死了，”吳莉講起美國公民身份時説，“我永遠也不會回美國去。”她想法改變的背後原因是納稅。根據美國法律，公民和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不論住在哪，其世界範圍的收入都要被徵稅。

　　在美國納稅是嚴肅的法律問題，但很多移民在決定變成美國公民時卻未認識到這點。2010年3 月，華盛頓通過《外國賬戶合規納稅法案》，目的就是打擊在國外的偷稅者。不光納稅是個問題，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還面臨繁瑣的美國稅收申報要求，在美國境外銀行開戶時也常遭遇麻煩。

　　從事移民工作的香港律師蒂默斯鄧説，很多中國富人在申請美國公民身份的過程中了解到美國稅務機構將監視其全球收入後，就中途放棄了，“很難找到一名稅收申報歷史沒有瑕疵的中國企業家。”

　　放棄美國公民身份也要付出很大代價。鄧説完成這一過程需花上一兩年，還有高額法律諮詢費用。但移民美國的內地人數仍在上升。很多人是為尋求更好的醫療、環境和資産保護。一名獨立經濟學家説，政治風險也是個因素，對於在中國致富的民營企業家來説，與官員腐敗無一點牽連的概率“極低”。

　　移民除了可能承受高額的納稅之痛外，還承受著語言、信仰、生活習慣、交際圈子等諸多因素的困惑，更多的時候，移民者潛意識的認為自己移民後成為了“二等公民”。

　　關於“二等公民”的説法，引起了浙江省工商局局長鄭宇民的深思。鄭宇民舉例説，一次在飛機上，一位移民到加拿大的浙江民營企業家告訴他，其實在外面很苦，被人用異樣的眼光看待，並不像大家想像的像個天堂。

　　呼籲更好的投資環境

　　“政府應好好反思移民潮，移民是一個信號，企業家缺乏安全感。”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

　　“我們希望未來有一個民主、法制、憲政的社會環境，有一個廉潔自律、且能夠有效管理的各級政府。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企業家扎紮實實地做自己的事兒，只做自己的事兒。”2012第十一屆中國企業領袖年會上，萬通控股董事長馮侖發表演講時表示。

　　打造宜居大國的訴求應聲而起。時評人士曲哲涵表示，移民熱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國內的某些“不宜居”因素。

　　曲哲涵認為，對移民熱的關注，理應轉化為這樣的思考和行動：進一步深化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比如發展和改革教育理念，讓孩子的成長更健康、更快樂；完善國內相關立法，提高居民財富的安全感；完善社會保障和福利制度，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堅決懲治貪污腐敗，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確保居民的尊嚴感……“只有從經濟大國邁向宜居大國，中國才能留住財富、留下人才、留存自信，向外移民才不會成為一種熱潮，帶來諸多焦慮。”

　　無獨有偶，娃哈哈集團公司董事長宗慶後近日亦呼籲，“投資環境好了，民營企業才能更好地創造價值，為社會服務。”宗慶後認為，公正平等的地位能促使企業家更有積極性和責任性，如此才不會被“拐跑”，才會把更多的資金投向國內，而不是去國外做“二等公民”。

　　“我們要創造一個好的投資環境，我們的政府是服務的政府，不是壟斷企業的政府。”曲哲涵表示。

　　一個利好的消息是，十八大之後，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就是要劃清政府與企業的、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建設法治的市場經濟。

 移民潮背後的迥異人生  中國網  www.china.com.cn  2012-10-19 00:29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出國熱"悄悄演變成了"移民潮"。近年來，移民成了熱門話題，留學移民、工作移民、技術移民、投資移民……有人説，移民意味著對"討罪受"的生活方式的放棄、對更"優越"生活品質的追求。隨著移民渠道的多元化，人們八仙過海各顯其能。

　　説起留學移民，近日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説的一句話頗讓人感慨，他認為："越來越多的家長不滿意國內應試教育。雖然孩子年齡過小外出留學也有風險，但他們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們姑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偏激。但這大潮下暴露出來的多方問題值得我們去認真思索

　　日前，本報記者走訪了已移民海外又回國工作的"海歸"，又通過skype視頻連線了幾位在大洋彼岸生活的"優越"分子。他們是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碰撞下求生存的人們，他們有追求，也有放棄，在不斷索取之後又反復品嘗不得不有所放棄的困惑與無奈。通過他們的口述，你能了解和感知真實的移民生活……

　　或要感謝"八十年代新一輩"

　　坐在眼前的這位美女名叫石玨，她十分風趣健談，看上去像是"八五後"，但她自己卻不隱晦自己的實際年齡，她是1979年出生的，是個"準八零後"。用她的話説，是在西方留學的經歷讓她擁有了一個年輕的心態，這才是她永葆青春和美貌的"秘訣"。

　　石玨大學畢業後曾在國內當過英語老師，後留學法國學習教育學，之後移民加拿大。現在北京某移民仲介公司任諮詢顧問。她對於在歐洲留學的最大感慨是，和國內的孩子們相比，"那裏的孩子們真是幸福啊！"沒有繁重的課業負擔，下午3點鐘下課，踢球、玩耍，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做的數學題竟然還是"3+4、5+7、8+5"，可是人家的孩子長大了一樣很優秀，動手能力特強。這一點給她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石玨回憶她觀摩法國小學課堂的經歷。那是一堂作文課，老師沒有在黑板上給孩子們出啥作文題，卻發給每個孩子一個很簡單的小機械，讓他們拆開再裝上，然後默寫拆裝的步驟並總結心得。整堂課上沒有一個孩子冥思苦想，或是啃鉛筆頭髮呆，有的則是快樂的歡聲笑語。

　　石玨從事了多年的移民顧問工作，她表示"特理解現在家長們的心情"，那就是決不能讓自己的孩子再飽受應試教育和升學壓力的折磨了。在國外，孩子們都是按照自己的興趣愛好自由發展的。她説起自己在國內讀書的小侄女，上學前可活潑了，愛説愛動還跟大人鬥嘴，可如今某重點高中，像是換了個人，整日忙於應付升學和考試，鼻樑上架著眼睛，眼睛直直的，小臉蠟黃，身體瘦得像竹竿……

　　"趕快移民吧！現在的二代移民都生活得特快樂！"石玨嘻嘻哈哈地笑著説，"這恐怕要感謝他們的父母--20年前的'八十年代新一輩'。是他們勇敢的闖蕩，才為下一代闖出了一片幸福天地。"她介紹了幾位圈子內的"一代移民"，記者通過skype連線採訪了他們。

　　他們曾經是一代人當中的佼佼者。在上世紀的最後那十幾年，他們懷揣著國內各大名校的文憑，又憑著出色的託福、GRE成績，漂洋過海去"鍍金"。他們曾是壯懷激烈的一代人，以"時代弄潮兒"自居，對國內平凡、穩定、體面的"體制內"生活不屑一顧，而去追求大洋彼岸那種"打嗝都帶巧克力味兒"的生活方式。在他們心中，北美是放飛夢想和捕捉希望的新大陸，那裏不僅有美元、西餐和迪斯可，還有高速公路、摩天大樓、曼哈頓，哈佛、耶魯、斯坦福、麻省理工等等世界頂尖的高等學府早已取代了北大和清華……

　　時光如水，光陰如梭。20年前，他們唱著"金梭銀梭"、"再過20年我們來相會"告別故鄉，踏上美國的土地；20年後的今天，當他們的子女也正步入豆蔻花季，人到中年的他們又在想些什麼呢？他們生活得如何？他們當初的理想成為現實了嗎？他們的人生經歷迥異，或已移民加入美國國籍，或仍在為得不到綠卡而惶惶不可終日；或事業有成，或一事無成；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都已為人父母。他們面前的道路依然漫長……

　　自慚形穢的美國教授

　　劉旭畢業于清華大學電腦係，1994年赴美，獲得電腦博士學位，已加入美國籍，如今在佛羅裏達州立大學任終身教授。

　　劉旭的家鄉在河北省邢臺的農村地區。在家鄉人眼裏，劉旭真不愧是山雞裏的金鳳凰。在他們的想像當中，能在美國當教授的人，一定是呼風喚雨，過著天堂般的日子。然而，他們失望了。在劉旭的口述當中提到了這樣一個有意思的故事。今年初，他接待了一位光時的發小。這位發小如今已自當老闆，在家鄉開了一家陶瓷公司。然而，一夜暴富的發小還不滿足，他查閱了美國移民政策，根據其EB-5投資移民項目，投資 50萬美元，創造10個就業機會，不需要英語考試，不需要等待，就可移民美國。他以50萬美元投入位於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的石油開採項目，於是，全家獲得了美國綠卡。

　　當"一步登天"的發小神氣活現地出現在劉旭面前時，竟讓身為教授的他自慚形穢。"兄弟我現在是美國人了！"發小爽朗地説。按照家鄉的習俗，劉旭作為地主少不了請發小到當地的中餐館搓一頓，席間，發小喝了點酒，便吹噓他日日如何揮金如土，如何掙大錢，他在家鄉的廠區如何氣派等等。飯後，發小提出要去劉旭辦公室參觀一下。劉旭起初揶揄著説辦公室寒酸得很，不便接待，但架不住發小一再堅持，便帶他步行前往。一路上，發小還哥長哥短地誇劉旭做人低調，一定是真人不露相，還阿諛著提出邀請劉旭回鄉講學、當客座教授等等。等進了劉旭的辦公室才發現，原來那只是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裏面雜亂地擺放著電腦和資料，連張沙發都沒有，顯得十分寒酸。發小在辦公室裏坐了會，幾次欲言又止，弄得氣氛很尷尬。臨別時，劉旭再三相送，均被婉言謝絕，弄得劉旭好不自在。之後，發小再也沒聯繫過。

　　説到這兒，劉旭有些激動了，他對説，在美國當教授，是很務實的，不是為了虛榮，更不是為了汽車洋房，而是為了真正地做學問。"這就是文化方面的差異！"劉旭稍平靜了一會繼續説。他認為，中國人就是太浮躁、太講究表面文章，而美國人則完全相反，他們整日忙於研究學問。到美國這麼多年，很少看到美國人請客送禮講排場。這就是為什麼美國人能夠掌握核心技術，做出世界上最好的iPad電腦、iPhone 手機、最好的汽車，而中國人只能幹來料加工，充當世界工廠。

　　劉旭承認自己的説法有些過激，但他同時直言，他瞧不起那些挂著"美國某某大學客座教授"的頭銜，整日遊走于國內各大學之間，以辦講座為名大把撈錢的人。他認為，這些人都是在美國"混"夠了，又回去忽悠同胞。

　　犧牲自我的家庭主婦

　　劉旭的愛人孫晶還是很為丈夫感到驕傲的。她感謝丈夫的勤勤懇懇和在大學裏的優異表現，使他們一家在美國獲得了穩定的經濟來源和安逸的生活，過得很踏實。去年，他們按揭購買的大house已經償還了全部貸款。家裏有房有車有綠地，是名副其實的中産階級。而當初和他們一同去美國的許多人，由於扛不住美國經濟危機和裁員，紛紛打道回府。

　　作為家庭主婦，畢業于北大的孫晶徹底犧牲了事業，全力支援丈夫的事業，同時更關心孩子的成長和未來。他們已經有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大女兒生於1995年，也就是他們到美國的第二年。那時，他們還都是學生。如今，大女兒已經讀高二，也許是繼承了父親在數學方面的天賦，她的數學成績極佳，在校內的歷次數學競賽中均拔得頭籌，還多次到首都華盛頓參加全國性的數學競賽，均名列前茅。小女兒生於2003 年，生性淘氣活潑，但思維富有創造性，這表現在愛畫畫，勤動手，但功課不是很好。儘管如此，孫晶還是驕傲地説："中國孩子的數學，不好也好！"但唯一令孫晶隱隱不悅的是，兩個女兒的漢語都很差，只能簡單聽説，而用漢語讀寫根本不行，這一點令作為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的她感到非常遺憾。

　　中國人都有名校情結，他們要求自己的孩子一定要考上哈佛、耶魯、麻省理工這樣的頂尖名校，因此在功課上對孩子抓得格外嚴，只要孩子能考上名校，花再多的錢也願意。而美國人則隨意得多，他們擇校的原則往往是"離家近"。但從實際效果來看，美國社會其實並不另眼相看，美國孩子一畢業就憑藉管理方面的才幹進入管理層，薪水待遇也高一大截。而中國家庭的孩子，天生內向，甚至哈佛畢業也未必找得到工作。

　　“在美國，每個孩子都有權根據自己的愛好和特長選擇適合於自己的成長道路，這與我們小時候在國內所受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孫晶深有感觸地説，美國人很願意了解和接受別人的文化，心寬，因為美國從來就是個各種膚色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但中國人有些思想深處的東西是根深蒂固的，要想真正融入美國社會還需幾代人。

　　“其實，對於兩個女兒來説，她們就是美國人，那就是她們的生活和表達方式。”孫晶不無驕傲地説。

　　“吃軟飯”的留美博士

　　如果讀完了劉旭和孫晶夫婦的故事，就認為中國留學生在美國都能過得體面和富足，那就錯了。他們當中其實不乏壯志難酬、默默無聞的平庸者。

　　45歲的黎剛于1997年赴美，攻讀了數學博士學位。畢業後來到紐約，在美國某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薪水頗豐。但好景不長，2001年發生的“911事件”後，美國經濟開始走下坡路，越來越多的美國公司裁員，黎剛的好運也隨之結束。失業後，雖經多方努力，但他再也沒能找到工作。其中有美國經濟不景氣的原因，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他好面子，不願幹基層工作，而他所攻讀的數學專業在實際工作當中又很少派得上用場。隨著年紀增長，黎剛在人才市場上越來越找不到位置，最終，他索性放棄了，老老實實待在家裏，和妻子生了兩個女兒。好在當護士的妻子是個善良的中國女人，一個人的雖然工資微薄，但省吃儉用也能養活一家人。

　　“起初，日子是真的難熬啊！”黎剛回憶道，“我一個大男人，整天憋在家裏，靠妻子養活，這用咱中國人的話説，叫做‘吃軟飯’。”後來，隨著兩個女兒出世，黎剛也就慢慢適應了家庭婦男的生活，孩子小，總得有人帶啊。黎剛逐漸從自責的心態中解脫出來，重新發現了自我的價值，生活似乎可以重拾歡樂了！

　　然而，隨著孩子年齡的增長，更為煩心的事情又發生了，大女兒一直不説話。起初，兩口子並不在意，因為有的孩子説話晚些也是正常的。可那孩子到了5歲還是不説話，送到幼兒園也因為不合群而不得不退學。這下兩口子急了，四處求醫，經診斷，孩子得了自閉症。如今，大女兒已經7歲了，只會説一些簡單的話，無法和人正常交流，家附近的學校拒絕接收。與生俱來的美國國籍卻沒有給這個小傢夥帶來任何令人羨慕的快樂和榮耀。黎剛重新陷入自責當中，他常常想，一定是自己在生孩子前後糟糕的心情影響了孩子。而這樣的想法，又使他的心情更加糟糕……

　　他回想起在國內的那些得意順心的日子。“實在不行就回國吧，”他有時會這樣想，但隨即又打消了這個念頭，“自己現在這幅德行，回國不是遭人笑話嘛！再説，自己年紀大了，即使回國，還有哪個單位會要我呢？”

　　婦唱夫隨的經濟適用男

　　劉書在國內時曾經有過一份相當不錯的工作。在國內時，他是工科碩士，1999年前後他曾在 IBM公司當工程師，月薪為稅後8000元，還經常到美國出差。但如今，這一切的輝煌只能成為他閒暇時的回憶和慰藉了。他起初根本沒有到國外生活的打算，但2000年，他新婚的妻子——畢業于北京醫科大學的楊清成功地申請到加拿大某大學醫科的獎學金，他也只能婦唱夫隨，辭掉工作，辦了個陪讀與妻子一同來到美國。原打算到加拿大後憑著在IBM工作的背景再找份工作，可到了加拿大才發現，妻子讀書的那個位於魁北克省的小城市，實在偏僻落後得很，而且人口稀少，比想像當中的相差甚遠。那裏別説找個大公司上班了，就連找個中餐館打黑工刷盤子都找不著。

　　都説加拿大是實現夢想、造就人才的地方，可劉書滿心的抱負到了加拿大卻無用武之地，於是當起了家庭婦男，白天洗衣做飯，晚上摟著妻子纏綿，天天如此。很快，妻子懷孕了、分娩了，他也就死心塌地地守在家裏當經濟適用男。兩個孩子都是男孩，漸漸長大了，經常打架，不光自己打，還跟鄰居家的孩子打，給賦閒的劉書惹了不少麻煩，也帶來了不少樂趣……

　　不過，妻子的事業倒是如日中天。妻子讀書的天分很高，不僅攻讀了醫科博士，還拿到了醫師執照，如今年薪達20萬加元，一家人住洋樓，開豪車，過著幸福的生活……

 美國稅負高為何還有人偏要移民過去  中國網  www.china.com.cn  2012-10-22 00:29

　　如果沒有説錯的話，富人們之所以要移民，主要就是為了自己的財富有個安全的“落腳點”，同時也讓自己或者下一代能夠有一個輕鬆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這原本無可厚非，不能簡單地從民族利益角度斥之為“可恥”。其實，反駁中國人移民美國，不如反思自己的稅負是過輕還是過重，為什麼自己的國民要移居他國。

　　10月16日，國內一家主流媒體刊登的報道稱，對移民美國的很多中國富人來説，美國護照就像無法再裝回到瓶裏的妖怪。他們中越來越多人正考慮放棄美國公民身份，這在10年前幾乎無法想像，當時獲得美國護照在中國可是頂級身份的象徵。其原因是，根據美國法律，公民和永久居民（綠卡持有者）不論住在哪，其世界範圍的收入都要被徵稅。

　　在美國納稅是嚴肅的法律問題，但很多移民在決定變成美國公民時卻未認識到這點。2010年3 月，美國通過《外國賬戶合規納稅法案》，目的就是打擊在國外的偷稅者。不光納稅是個問題，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還面臨繁瑣的美國稅收申報要求，在美國境外銀行開戶時也常遭遇麻煩。

　　從這篇報道的描述中，給人留下的印像是，中國人千萬不要移民到美國，去了以後會後悔死的。然而，人們不禁要問：既然美國的稅負太高，為什麼中國人卻要爭先恐後地移民過去呢？中國招商銀行和貝恩資訊公司聯合進行的一份調查稱，中國約60%的“高凈值人士”——即那些擁有1000萬人民幣以上可投資資産的人士，不是在考慮投資移民美國，就是已經快完成移民美國的手續了。

　　而據美國移民服務局2011年底發佈的數據顯示，全球很多富豪都申請投資移民美國，但中國人卻成了最大的申請受惠人群。僅去年投資移民美國的移民中，中國人佔了3/4。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投資移民的EB-5簽證，其中有934人獲批准。

　　美國投資移民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1990年，為了吸引投資者，美國國會通過了投資移民法案，打開了投資移民的大門。當然，中國投資移民涌向美國，除了美國方面降低了門檻，還在於以往中國人投資移民的幾個熱門國家，目前的移民費用正在不斷提高。

　　如最熱門的投資移民目的國——加拿大的要價大幅提高：2010年10月，新的加拿大投資移民法啟動。該法規定，聯邦投資移民需要擁有160萬加元（約合1016萬元人民幣）資産，並在加拿大投資不能少於80萬加元（約合508萬元人民幣），而以前的規定是：資産80萬加元，投資至少40萬加元（約合254萬元人民幣）。

　　如此説來，現在投資移民美國就“物美價廉”了。和加拿大不同，美國經濟更發達，對於綠卡持有者在美居留日子的多少，查處也相對較松。這自然就方便了很多只想要個“身份”的中國移民。以往，美國對普通的中國富人來説遙不可及，而近幾年，隨著美國放寬投資移民政策，奔向美國的中國富人正在不斷增加。

　　如果沒有説錯的話，富人們之所以要移民，主要就是為了自己的財富有個安全的“落腳點”，同時也讓自己或者下一代能夠有一個輕鬆的工作和生活環境。這原本無可厚非，不能簡單地從民族利益角度斥之為“可恥”。其實，反駁中國人移民美國，不如反思自己的稅負是過輕還是過重，為什麼自己的國民要移居他國。

　　官方雖然一再強調美國比中國的稅負重，但事實並非如此。據美國《福布斯》雜誌去年推出的榜單顯示，中國內地的“稅負痛苦指數”居全球第二，僅次於法國。從《福布斯》調查的情況看，這幾年國際上的稅負排名中國都處在前列。不管《福布斯》是否存在主觀判斷成分，但對中國的稅收體制改革也是一個提醒。

　　稅負問題是否是導致中國人大量移民美國的主要因素，答案也許有若干個，但隨著中國繼續發展、經濟增長、對世界開放，中國對外移民是不可避免的趨勢。正像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在中國提供的經濟機會的吸引下，正在前往中國一樣。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其文章中説，“你的錢走了，你的人走了，但是，你的心呢？也許，移民者在心靈上，我們每一個人都無法離開自己的國家。”

　　這話不無道理。一個顯著特徵是，移民的到來使中國移民數量上升，對美國社會將産生較大的影響。移民數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在美華人對政治的參與程度，2011年10月，美國參議院為歷史上通過《排華法案》而道歉，就是華人力量和地位上升的一個很好例子。況且，由於許多中國人移民到美國，可以在中美間穿針引線，這對雙方經濟發展也是一個促進。

 給富人加稅是一個錯誤信號  中國網  www.china.com.cn  2013-01-12 00:30 　　□金旼旼

　　16世紀中葉的日本正處在戰國混戰時代，各國諸侯互相提防，關卡林立。但尾張諸侯織田信長卻反其道而行之，大幅降低賦稅，拆除關卡促進自由貿易，商人、財富和資訊迅速涌入尾張，其實力迅速壯大，織田最終得以縱馬天下。

　　資本的逐利本性決定了其一定會流向更加開放、賦稅更低的國家。即便是在日本戰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森嚴壁壘也無法阻止財富向具有更優秀制度的國家匯聚。在全球化的今天，當資本、人才和産業可以在國家之間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的制度競爭遠比戰國時期的日本更加嚴峻和緊迫。因此，一個國家對財富和資本發出何種制度信號，可能影響其未來多年的經濟競爭力。

　　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為了解決財政問題，不少國家都發出了給富人加稅的制度信號。在英國，年收入15萬鎊（即24萬美元）的富人稅率被提高至50%，英國副首相甚至提議加徵“大亨稅”；在美國，給富人加稅已成為總統奧巴馬的道德大旗，對年收入40 萬美元以上富人加稅也成為其唯一可以誇耀的“政績”；在法國，左翼總統奧朗德上臺之後，對富人徵收75%的重稅也成為其新政標誌。

　　要求給富人加稅的呼聲之所以在當今頗有市場，一方面是由於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現實，另一方面，對富人加稅也被不少政府視為是解決債務問題的關鍵所在。不過，對富人加稅並不能解決國內的經濟和財政問題，煽動仇富情緒的政治戲碼更是釋放出了極其錯誤的制度信號，將損害一國在當今世界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在所有社會階層中，富人是流動性最大的階層，也是對稅率最為敏感的階層。在奧朗德頒布對富人徵收75%重稅之後，法國著名影星“大鼻子”傑拉爾德帕迪約宣佈放棄法國國籍，加入了俄羅斯國籍。這並不是法國左翼政客第一次嚇走富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密特朗上臺後，路易威登的CEO貝爾納阿爾諾曾一度避居美國三年，去年奧朗德上臺後，他又申請加入比利時國籍。

　　在大西洋彼岸，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去年放棄美國國籍，加入新加坡國籍。2011年，和薩維林一樣為了避稅放棄美國國籍的人多達近兩千，是三年前的八倍。如今全球經濟越來越開放和自由，放棄一國國籍的難度也越來越低，這意味著高稅收嚇走富人的概率越來越大，這也要求各國領導人對稅率問題必須比以往更加謹慎。

　　況且，在所有社會階層中，富人的避稅能力是最強的，即便不移民，富人也有多種方式避稅，導致加稅措施“口惠而實不至”。英國從2009年決定將富人稅率提高至50%，還推出針對銀行家的50%紅利附加稅。但一年多以後，連英國財政大臣達林也承認，加徵紅利附加稅的政策無效，因為銀行家可以採取各種措施避稅。而英國財政部的統計也顯示，對富人加稅之後，政府稅入並沒有如預計那樣增加。

　　此外，在所有的社會階層中，富人的轉移稅負能力是最強的，因此對富人增加的稅負可能最終轉嫁到窮人身上。對一個企業家來説，如果針對他的稅負提升了，他既可以通過提高商品價格讓消費者分擔稅負成本，也可以通過削減成本讓工人來分擔稅負成本。兩種結果的實際受害者，可能恰恰是對富人加稅政策希望幫助的中低收入階層。

　　指望對富人加稅可以解決財政問題更是緣木求魚。和為之投入的政治資源相比，給富人加稅帶來的效益可謂微乎其微。在法國，75%的重稅每年只能增加2.1億歐元的政府稅入，僅佔政府增稅目標的1%。在美國，奧巴馬力推的對富人加稅政策，今年估計可給聯邦政府增加200-300億美元的稅入，但相比萬億美元左右的年度赤字，這場艱難的政治戰役只解決了2%-3%的財政問題。可以説，富人稅問題導致美國財政改革努力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對富人加稅非但無助於解決經濟問題，反而將損害企業家精神，威脅經濟活力。富人收入中稅收佔的比例越高，意味著投資再生産佔的比例就越低，這意味著政府賦稅將會擠出私人投資。而如果富人減少投資，就會減少新增就業崗位，經濟將受損，失業者找到工作的機會也就越小。因此，對活著的富人降低稅收將刺激經濟，而對死了的富人增加賦稅（遺産稅）才是實現社會再分配的合理方法。

　　通過富人稅問題煽動仇富情緒是政府無能的表現。一個社會的進步，不應當通過懲罰富人，而應當通過幫助窮人。因此，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貧富群體之間的對立情緒，重點不在限制富者更富，而是避免窮者更窮。

　　美國和歐洲的政治新動向給我們帶來了重要的啟示：雖然政治是國內的，但影響是國際的。雖然對富人加稅這樣的政策是國內政治博弈的結果，但在全球化的今天，卻可能造成一國制度的比較劣勢，進而損害其發展前景。一國政治領袖在做出決定之前，務必應考慮其政策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