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隨自由的貓

氣候友善農法 使人窮到永世不得翻身？（本文轉載自安娜．拉佩新書《一座發燒小行星的未來飲食法》，由行人出版）

【前言】

在全球氣溫逐步升高的情況下，「什麼是對我們最好，也是對地球最好的飲食方式？」作者安娜．拉佩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展開一場飲食壯遊，走訪歐、亞、美三大洲的永續農場，與農場主人學習傳統農法，她親身見證：有機農法不但能夠穩定氣候，為地球帶來生機，更能讓人類擁有一個健康的生活。不僅如此，安娜還發現，原本被認為不能餵飽人類的有機農業，其實能比生技農業生產出更大量的食物。

換句話說，只要我們選擇好的食物，也就等於熬出一帖地球的退燒藥，能讓我們這生病的小行星重返健康的軌道。

貧窮的迷思：氣候友善農法會使人窮到永世不得翻身

幾年前，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二樓的某演講廳，聆聽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 Sachs）在國際記者會上的演說。在回答有關美國糧食系統的問題時，薩克斯語帶幽默地說：「那就是你可以隨便走進一家雜貨店，而且吃得像國王（或皇后）。」他又說，美國人生產的食物對內需和出口來說綽綽有餘，而且是由區區百分之二的人口來生產。薩克斯沒提到的是，還要包括必須把食物送到我們面前的數百萬人、把動物從農場運到肉品加工廠的工作、零售商店、運輸產業、化學物質製造廠等等。美國農業部的資料顯示，近幾十年來，食物產業工作者的真正百分比相當穩定，只是勞動力從田地移轉到工廠，許多人也勢必面臨更惡劣的條件和更少的自由。  

不過，那天薩克斯在讚揚美國的工業化，明確地說是讚揚農業工業化終結貧窮與飢餓。他在著作《終結貧窮》（The End of Poverty）中重申這個論點，描述經濟發展將走上不歸路：「從活命的農業邁向輕型製造業與都市化，而後來到高科技服務。」他的理論暗示，每個人都想登上這條成功的天梯。  

這場大會前的夏天，我來到紐約市時髦的西村（West   Village）參加一場華麗的接待會。我拿著雞尾酒，感覺自己就像善待動物組織的活躍分子正在觀賞套馬表演似的不相稱。於是當在場一位投資銀行家問到我的工作時，我禮貌地回答。話題一個接著一個聊，最後我們談到美國農民。  

他問我：「為什麼美國需要更多的農場？如果別的國家可以花比較低的成本生產食物，美國應該讓他們去，我們專門做最拿手的事就好了。」  

我吞了一口雞尾酒，做了一次深呼吸。當時我沒有太多回應。但是聽到薩克斯的話呼應這個觀點，讓我想到「永續農業等於貧窮」這個到處瀰漫的迷思。它傳遞的訊息非常明確：擁護小規模農業，擁護不畏強權的獨立農民、以友善氣候和無化學物質生產的農作物，等於迫使世界進入黑暗時代，讓數十億人陷入貧窮而且永不得翻身。  

但事實剛好相反。永續農業幫助我們緩和並適應氣候變遷，同時讓數十億人有能力餵飽自己。

我承認這種雙贏的局面很難見到。在全世界承受極度貧窮之苦的十二億人口當中，四分之三在鄉村生活與工作，而所有營養不良的人當中有半數是農民。但是，這不表示家庭式農耕使他們貧窮，也不表示家庭式的永續農民必須承受貧窮與飢餓之苦。  

我們可以從這些數據得到完全不同的啟示：在國外援助鼓勵下推動的外銷導向工業化農業，已經擠壓到小農的空間，剝奪全世界許多人自給自足的能力。再加上過去幾十年來農業嚴重的錯誤投資，一九八○至二○○四年間，開發中國家的農業支出占總公共支出的比重下降了一半，投資主要鎖定大規模事業與外銷生產。根據政策智庫奧克蘭機構（The Oakland Institute）的資料顯示，幾十年來在貿易與經濟改革推動出口的情況下，到二○○四年，四十三個開發中國家僅靠一種大宗物資—例如咖啡或糖，就占出口總收入的五分之一。過去三十年來，這些外銷農作物的真實價格暴跌，而使開發中國家輸得更慘。此外許多政府和國際開發機構將昂貴的化學物質和種子賣給農民，徹底破壞他們的經濟福祉、獨立性與社群的健康。  

擁抱小規模農作

有人說，企業友善的經濟政策能減少飢餓，但是「被開發」的人們又怎麼說呢？於是我來到南韓想一探究竟。我發現有點怪，這個國家用海報上的兒童來展現快速工業化的結果。面積僅略大於印第安那州的南韓，在不到三十年間從全世界最貧窮的經濟體之一變成第十三大經濟體；從一九七○年以來，南韓的農業勞動力從人口的一半驟減到百分之七以下。如今全國四千九百萬人當中，有四分之一以首爾為家，以三星、樂金等電子產品為主要出口品的南韓，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石化產品出口國。但如果我們能夠從超高工業化的南韓身上找到擁抱小規模農作的故事，我們在任何地方也都能找得到。  

撇開南韓的都市化不談，打從一九八○年代、追求民主的激進主義如野火燎原般的日子以來，方興未艾的農民與消費者運動便已經崛起。我遇到的幾位韓國人都是這些運動的一分子，從會員達十五萬人的消費合作社領導者，乃至集合來自泰國、馬來西亞、日本等國聯盟組織召開區域性高峰會的「農民之路」活躍分子，在在提供了另一種開發的觀點。  

午餐時間，大夥一面吃著熱騰騰的傳統韓國湯，一面聽建國大學（Konkuk   University）教授尹炳鮮（Byeong-Seon Yoon）發表看法。他認為企業友善的食物政策無法達到糧食的獨立性與終結南韓的貧窮問題，這些政策多半是「提高人民對農業進口的依賴，強化農業的工業化，迫使數百萬農民放棄傳統農法」。  

墨西哥也像南韓般吸引我，因為那裡的農民也一直努力保存傳統農法，療癒並復育他們的土地。我被這些國家吸引，也因為他們的市場上充斥最多來自美國的人工廉價食物。美國出口大量玉米給墨西哥，南韓則是得到美國牛肉，他們的農民也因為這些進口食物而感到痛苦。到了二○○四年，也就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簽署後十年，一千五百萬靠種植玉米為生的墨西哥農民眼巴巴看著作物的真實價格掉了七成以上。在廉價進口產品的迫害下，估計有一百五十萬玉米農在後NAFTA時代被迫離開自己的土地。

位在墨西哥米斯特克區（Mixtec）中央乾燥且塵土覆蓋的瓦哈卡，大部分的表土上被水蝕的深溝畫出一道道疤痕。我的朋友、也是同僚的考夫曼（Abhaya Kaufman）與二十五年前成立的偏鄉教育與發展組織CEDICAM的創辦人見面，聽取農民的心聲。小規模農作在此地相當盛行，主要是因為農民從以前就被教導，要把眼光超越工業化的誘惑。  

考夫曼參加的CEDICAM農民工作坊在村莊的籃球場旁舉行，農民在保存種子和堆肥的工作坊之間，可以趁空去投個幾球。就在某次中場休息時，考夫曼跟道不列登（Phil Dahl-Bredine）坐著聊天，道不列登是美籍傳教士，他相當融入當地社群，非常景仰在地的知識。他解釋，由於農民使用本地的肥料、利用天然害蟲控制法、本地的種子和價格合理的技術，讓社群食物不虞匱乏。他們一直以來採取療癒地球的農法，也是社群不虞匱乏的原因。  

CEDICAM的創辦人山多士（Jesus Leon Santos）是個外柔內剛的人，形容他的工作是個雙軌平行的過程。替土地排毒、脫離對化學物質的依賴，也等於替人排毒，讓他們的靈魂脫離「北方」的觀念，不再覺得自己矮人一截、自己的知識「就是有那麼一點不足」。組織的大半工作在推動並改良社區中許多人已經在使用，但不被承認為「技術」的農耕法，工作坊證實傳統技術並肯定身分認同，這些認同感銘刻在土地上，與傳統農法融為一體。  

考夫曼拜訪的這個墨西哥社群與我在南韓見到的社群，證明貧窮的迷思並不正確。這個迷思的基礎，建立在對農業的狹隘見解上。狄斯馬拉斯的書中寫道：「企業推動的模型視農業為以賺錢為唯一目的的事業，而資源日益集中在農業工業的手中。」這種工業化農業的觀點忽視人和氣候的成本，同時嚴重低估永續農法對社會與生態的好處。  

除去這個迷思，「排了毒的人」對農業的願景，與我在南韓遇到的人們、在馬利看到的農民，以及和考夫曼一起在墨西哥投籃的人們相同。他們擁抱另一條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路，以農民推動的食物生產、彰顯食物獨立性，並承認永續農業在解決氣候危機方面，對文化、經濟與環境帶來的好處。